周敦颐的为官之道
1036年，龙图阁学士郑向推荐自己的外甥周敦颐做了个主簿。这个周敦颐成了后世尽人皆知的廉官。1093年，东坡学士做了一件小事，将身边的书吏高俅推荐给了当时的附马都尉王晋卿，这个高俅竟然做到枢密相使，变成史上骂声不绝的奸臣。在大宋王朝，这都不是什么事。大宋的科举制度尽管非常完备，每次录取人数也很多，但宋人晋身并不限于科举一途，举荐就是很普遍的一种。
众所周知，高俅的业余爱好是踢足球，在宋朝叫蹴鞠。因为踢得一脚好球，高俅被端王赵佶相中，而后阴差阳错，端王做了皇帝，高俅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周敦颐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因为举荐他的郑向第二年就病死了，所以，周敦颐总是在地方做一些最基层的小官。
周敦颐做过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南康军。军，是宋代县以上的行政区域，相当于一个府或州，巧的是宋代的朱熹、文天祥等名人都做过此官。为什么一个地方小官在历史上能够名留青史？要知道，在古代，能够付诸史馆的人要么是高官，要么是于国于民有杰出贡献的人物。
提起周敦颐，谁不知道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是仅仅凭一篇文章就能付诸史馆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周敦颐不仅《宋史》有传，而且在南宋淳祐元年，被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从祀孔庙，这是古人最高等级的礼遇，大凡能从祀孔庙的要么是文化权威，要么是忠义之士如文天祥。选拔从祀孔庙的人到宋代形成制度，宋理宗的诏书中如此写道：“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周敦颐是作为两宋从祀孔庙当之无愧的领头人，得到这个礼遇的，被奉为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当年周敦颐的上司，“二程”程颢、程颐父亲程珦“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便让二子前去拜师。
换言之，周敦颐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没有耽误。黄庭坚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那么，周敦颐到底有些什么本事呢？
宋代文人士大夫做官有两个特点，一是并不特别在乎官位的大小，所谓官不在高，有绩则行。两宋疆域本身就小，所以真正爱民的官员只要能够有一个实职，就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二是好玩。宋代宽松的节日休假政策环境促进了官员的休闲生活和文化娱乐，文人士大夫好玩，爱好颇多，最著名的莫过于士大夫与妓女们的交往。
周敦颐却算是一个另类，他不狎妓，不纳妾。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热爱山水。
他做官三十多年，“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每游一个地方都会写诗刻于石上。跟他游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或者是范仲淹、胡宿等名士，或者是程颢、程颐等大儒，或者是高僧道人等隐士。他到哪里做官，哪里便跟随着一屁股学子，一边游历一边写诗一边传道。王安石这等人物年青时因为几次登门都没有机会见到他而恚然慨叹：难道只有我没有机会“求之六经”吗？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吕公著听闻周敦颐之名，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如果今后周某人收赃纳贿，“甘当同罪”。
周敦颐以游历山水作为明志养心之举，意味着他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更重要的是，周敦颐很注重选择与什么人同游：“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
寻好山水容易，寻同游好伴侣难，一旦爱利爱名，心就不得闲，哪能享受到“孔颜乐处”？他一不追逐名胜古迹，二不追寻风水宝地，三不与志道不合者游，四不用公款游玩，而是于游中寄兴修怀，感悟人生，修心养性，体验自然乐趣。因而，每游一处，他都有感有悟。
爱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他（它）就会变化成一种形象，植入你的脑海，引导你，约束你，规范你。四十七岁那年，周敦颐写下名篇《爱莲说》，以莲自喻，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爱好和清廉之志。
因而周敦颐淡泊名利，怡然自乐。他不爱菊，表示不逃避社会责任，不学陶渊明挂冠隐居，独善其身；不爱牡丹，表示不学人做官取巧作秀，追求大富大贵。
周敦颐第一个官职是分宁主簿。有一个案子久决不下，周敦颐到任后，“一讯立辨”。这引起了当地人的惊异：“就算是老吏都做不到啊。”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却想重判他。王逵是著名的酷吏悍吏，大家都不敢和他争，周敦颐却不怕，与他力争，但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决定弃官而去，说：“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杀人以媚上，我决不做。”一句话惊醒了王逵，囚犯得以幸免。
众所周知，高俅的业余爱好是踢足球，在宋朝叫蹴鞠。因为踢得一脚好球，高俅被端王赵佶相中，而后阴差阳错，端王做了皇帝，高俅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周敦颐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因为举荐他的郑向第二年就病死了，所以，周敦颐总是在地方做一些最基层的小官。
周敦颐做过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南康军。军，是宋代县以上的行政区域，相当于一个府或州，巧的是宋代的朱熹、文天祥等名人都做过此官。为什么一个地方小官在历史上能够名留青史？要知道，在古代，能够付诸史馆的人要么是高官，要么是于国于民有杰出贡献的人物。
提起周敦颐，谁不知道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是仅仅凭一篇文章就能付诸史馆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周敦颐不仅《宋史》有传，而且在南宋淳祐元年，被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从祀孔庙，这是古人最高等级的礼遇，大凡能从祀孔庙的要么是文化权威，要么是忠义之士如文天祥。选拔从祀孔庙的人到宋代形成制度，宋理宗的诏书中如此写道：“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周敦颐是作为两宋从祀孔庙当之无愧的领头人，得到这个礼遇的，被奉为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当年周敦颐的上司，“二程”程颢、程颐父亲程珦“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便让二子前去拜师。
换言之，周敦颐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没有耽误。黄庭坚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那么，周敦颐到底有些什么本事呢？
宋代文人士大夫做官有两个特点，一是并不特别在乎官位的大小，所谓官不在高，有绩则行。两宋疆域本身就小，所以真正爱民的官员只要能够有一个实职，就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二是好玩。宋代宽松的节日休假政策环境促进了官员的休闲生活和文化娱乐，文人士大夫好玩，爱好颇多，最著名的莫过于士大夫与妓女们的交往。
周敦颐却算是一个另类，他不狎妓，不纳妾。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热爱山水。
他做官三十多年，“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每游一个地方都会写诗刻于石上。跟他游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或者是范仲淹、胡宿等名士，或者是程颢、程颐等大儒，或者是高僧道人等隐士。他到哪里做官，哪里便跟随着一屁股学子，一边游历一边写诗一边传道。王安石这等人物年青时因为几次登门都没有机会见到他而恚然慨叹：难道只有我没有机会“求之六经”吗？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吕公著听闻周敦颐之名，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如果今后周某人收赃纳贿，“甘当同罪”。
周敦颐以游历山水作为明志养心之举，意味着他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更重要的是，周敦颐很注重选择与什么人同游：“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
寻好山水容易，寻同游好伴侣难，一旦爱利爱名，心就不得闲，哪能享受到“孔颜乐处”？他一不追逐名胜古迹，二不追寻风水宝地，三不与志道不合者游，四不用公款游玩，而是于游中寄兴修怀，感悟人生，修心养性，体验自然乐趣。因而，每游一处，他都有感有悟。
爱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他（它）就会变化成一种形象，植入你的脑海，引导你，约束你，规范你。四十七岁那年，周敦颐写下名篇《爱莲说》，以莲自喻，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爱好和清廉之志。
因而周敦颐淡泊名利，怡然自乐。他不爱菊，表示不逃避社会责任，不学陶渊明挂冠隐居，独善其身；不爱牡丹，表示不学人做官取巧作秀，追求大富大贵。
周敦颐第一个官职是分宁主簿。有一个案子久决不下，周敦颐到任后，“一讯立辨”。这引起了当地人的惊异：“就算是老吏都做不到啊。”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却想重判他。王逵是著名的酷吏悍吏，大家都不敢和他争，周敦颐却不怕，与他力争，但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决定弃官而去，说：“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杀人以媚上，我决不做。”一句话惊醒了王逵，囚犯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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