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文大家读》第五期——成由勤俭败由奢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尧舜时，就将节俭的作用提升到道德的高度，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均将“俭”之德视为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近日，针对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新华社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指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社会蔚然成风。感于此举有望修补国人道德之屏障，匡时弊于民族复兴之起始，逐不揣鄙陋，浅言一二。
节俭关乎国家长治久安
俭则治，这是古人总结的一条治国安邦之策。先秦儒学大师荀子，在他的《富国》一文中指出：“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国家和百姓只有做好开源节流，对财物的收支时常加以调节，才可以使财物不断增加，百姓才会生活富裕，国家才会安定和谐。原因很简单：“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因此，凡善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无不以俭为兴盛之道，其利世惠民之功无须多述。
不俭则亡国败身。历代仁人志士都把奢侈看成是“大恶”、“大罪”，所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春秋·左传》）纵观历史，但凡放纵欲望、骄奢淫逸而最终导致国家和个人陷入困厄乃至败亡境地的例子随处可见。纣王兴肉林酒池，秦始皇驱百万之工建阿房宫，慈禧夺军费而成“万园之园”……“夫为人君，不忧百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反掌而待也。”（李世民语）瞬间亡国失身之痛，可不慎欤！
战国时期，戎将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问及治国之要，由余在分析了五帝三王之所以衰亡后总结道：“古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亡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会加重百姓的负担，百姓“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社会动荡不安，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节俭实乃修身齐家至要
居家之方，唯俭与约；立身之道，唯谦与学。老百姓居家过日子，衣食住行，生存所需；过分追求，恐怕会适得其反。以吃为例：如今，生活好了，不少人却有了“三高”之类的病症，相互之间笑谈：都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见，俭约原则用于生活。也是适当的。
每个人都有追求高生活品质的权利。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在追逐时尚、追慕奢华、追求享受的理念下，片面地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把“有钱”、“奢侈”当作炫耀的资本，甚至不惜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利用非法或不道德的手段，去寻租、去交换，生活堕落，贪婪无度，最终深陷腐败的泥潭。道理可能在于欲壑难填是人性的弱点，如同《解人颐》里的那首诗写的“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何处是尽头呢？心慕奢华之人，必然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很难坚守廉洁奉公的操守。只有节俭成习，才会降低欲望，抵御贪欲的侵蚀。
因此，倡导节俭，是节制无休止欲望的一剂良药。大凡有志者，都能把持自己的生活之“度”、消费之“度”，有“度”则安，无“度”则乱。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为贫困而苦恼有两种方式：即增加自己的财富以及减少自己的欲望。前者往往非我们能力所及，但后者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节欲并非禁欲，节欲是一种理性，一种约束，一种修养，一种保障。我国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修身之道，宋儒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只是我们过去误解了它的本旨。这里讲的人欲，不是指饮食男女，也不是指必要的物质需求，而是指那些违拗天意的、超前的欲望，是指一个晚上拥有汽车洋房式的暴富，更是直指普通人性中投机、侥幸和贪婪的“恶德”。在华西村村口，硕大的牌子上写着吴仁宝的箴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人间随处有乘除，节俭是福不是祸。崇尚节俭，是全世界通用的精神财富，更是一首久唱弥新的普世金曲。
节俭更是清风肃纪良措
传统的节俭，多是贫穷下的节俭。由于物质的极度贫乏，所以才不得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生活好了，还需要节俭吗？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创造？就是为了过上好生活。富足和时尚的生活，可以给人带来无比的愉悦和快乐。所以当有能力、有机会、有兴趣满足自我的时候，改善生活之举无可厚非。比如旅游，几千块钱玩几天，打起背包就可出发。问题是，现在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你又想买车，又想买房，又想旅游，又想穿名牌服装，既想把日子过得五彩缤纷，又不肯根据自己的岗位、收入、情趣、预期等理性地消费，盲目攀比，竞相奢华，一年仅饭桌上就白白倒掉2亿人的口粮，正像李大钊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描述的那样：衣食享用过度，亲友应酬过度，物质消耗过度，精神劳役过度，既成社会之弊，又会滋生罪恶。
而在这诸多“罪恶”中，公款过度消费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知道，国家公职人员对社会风气的厚薄具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风气一开，上行下效，若不治之，就会兴起骄奢淫逸的狂潮。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在物质生活水平不能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情况下，未富先骄,未富先奢,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可喜的是，现在社会上正吹来一缕“光盘”和“百元周”“新节俭主义”的春风。然而，一种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仅靠少数人的自觉和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制度管理上改进。古《汉宫仪》对官员“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进行考核，今中央订立“八项规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彻悟人性后告诫我们：“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没有政令禁止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就会放任自流，没有一个标准限制就会过度消费，“盖人情自俭而趋奢易，自奢而返俭难”。浮糜之后回归朴茂之初，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风俗移易，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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