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俯视西部开发中的公共权力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    资料来源：

第一章 俯视西部开发中的公共权力腐败与反腐败

西部开发战略是新时期党中央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给西部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西部开发中的公共权力腐败已成为西部开发的最大阻力和破坏力，采取公民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新战略，是治理西部开发中的公共权力腐败的最有效的对策，是保证西部开发顺利进行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第一节 西部开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西部的历史特色

（一）中国西部地区的概况

在世人眼里，中国西部是一块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之所以神奇，那是因为这里有中国中东部地区所缺少的奇闻趣事，这里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有中国人的母亲河黄河，有浩瀚无边的大漠，高峻险拔的珠穆朗玛峰，神秘而神圣的布达拉宫，气势磅礴的秦俑阵，能歌善舞、美丽多情的少数民族姑娘。但在这一幅幅震撼人心而又令人无限遐想的图画背后，却存在着人们难以想象的贫穷与落后。

中国西部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包括6省1市和5个自治区，总面积676.83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0.5%，地大物博；总人口3.553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7.33%少数民族聚居（详见表）。我国西部地区有我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分别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为邻。可以说，西部地区占有全国陆地边境线的50％以上，漫长的边境十分有利于发展边境贸易。

表1 西部地区12省（区）市面积和人口一览表[1]

省

区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内

蒙古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广

西

合

计

面积

（万平

方公 里）

20

40

72

6.6

160

118

8.23

48

18

39

123

24

676.83

人口

(万人）

3605

2562

518

562

1925

2376

3090

8329

3525

4288

262

4489

35531

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特点。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地势落差大，地质结构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阶梯状逐级下降，形成我国特有的地貌轮廓，其中，西部地区占据了第一和第二两个地形阶梯，广西沿海部分地区还进入了第三个地形阶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及内蒙古草原均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全区平均海拔超过了2500米。享有“天然聚宝盆”美誉的四川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全部位于西部地区。此外，还有喜马拉雅山、祁连山、昆仑山、秦岭、天山、六盘山、横断山等高大山脉也使该区的地貌特征更加丰富多姿。

西部地区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从北纬21°30′至北玮53°25′，南北跨越近30个纬度，同时又身居欧亚大陆中部，远离大洋，使本地区气候既具有纬度地带性，又有经度地带性，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主要是内陆型多干旱，夏季雨热同季，又是多种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本区矿床类型多、矿产类型齐全，金、钛、铜、汞、铅、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30多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一，其中也不乏在世界上居第一、二位的矿种，如钨、锡、锑、锌、汞等。西部水能资源极为丰富，河流纵横，流量大、落差大，拥有可开发的水电资源2亿多千瓦，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在世界上也属水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而且极有利于水电的建设。

但是，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较差，铁路、公路及航空运输都欠发达。如辽阔的青藏高原上长期以来几乎没有铁路干线，拉萨直到2006年7月才通了火车，航线也很少，只有几条公路通向其它省市。西部通讯落后，信息普及率、城镇家用电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相对于全国平均尤其是东部地区来说，经济相当落后。如1997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392元，西部人均为40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均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外，其余各省区均低于4500元，相差达一倍多。[2]

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概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西部地广人稀，优势主要在于地大物博，蕴藏着丰富资源，而其劣势主要在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人才资源极其匮乏。

（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演变

1、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的西部开发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强调要把建设的重点区域放在内地，在1950年8月的中央财政委员会议上就提出， 要“改变工业生产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倾向”，并明确指出要加强西北、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1952年8 月中央财政委员会拟定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轮廓的方针》强调了“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建8个重工业区， 其中就包括以电器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西安，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成都。在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国家都注意在西部建设一批大型的原材料和重加工基地。“一五”时期国家有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西部省份占1/5，其中陕西占24项， 居全国首位；国内建设的1000万元以上的限额项目，西部也占1/5。项目的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煤炭、石油、电力、能源、有色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上。在“一五”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西部地区占18.2％，“二五”承继了“一五”的建设思路，尽管有全国大炼钢铁、工业生产遍地开花的不良影响，全国新设立的工业基地数以万计，无明确的重点建设区域，但还是重视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0％以上，并在西部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钢铁企业，在各个省会城市，都建设了一批大中型企业。由于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国家不得已在1963年—1965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但在调整期间，其它省份的建设规模压缩较大，西部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却上升至24％。总体上说，在建国后到1965年的十六年时间里，国家是充分重视了西部的发展的，而且这些建设项目在西部后来的发展中也是充分发挥了作用的。

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应忽视沿海的作用，要把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协调起来，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应该把90％或者更多的项目放在内地。1964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时提出要搞三线建设。同年8月份，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又指出， 现在的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区域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线要抓紧建好。

全国的三线地区在建设范围上主要包括西部的四川、贵州两省和云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加上豫西、鄂西、湘西、晋南等区域，项目建设以进山、分散、钻洞为特色，1965年和“三五”时期共投入资金56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8.5％， “四五”和“五五”时期共投入资金1500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6.4％。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3]

2、改革开放至“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前的西部状况

西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重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削弱，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计算经济效益的。

从70年代末开始，经邓小平提议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对于沿海地区发展十分有利的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对广东、福建两省赋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兴办了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与此同时，国家的投资重点也转向沿海地区，“四五”期间，沿海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35.5％，“五五”时期上升到42.2％，“六五”时期占到一半以上。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不存在一方受益必然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快。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西部地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绝大部分已经达到温饱以上水平，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面大大缩小。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三线企业也按照市场发展的要求大规模地进行军转民的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整个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活力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按照有关专家的统计分析计算，除了青海与西藏外，整个西部地区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以前。

表2 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变化状况[4]

1985年

省区 人均GDP(元) 占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国所处的位次

四川 599 70.22 25

贵州 420 49.24 30

云南 486 56.98 28

西藏 894 104.81 29

陕西 604 70.81 24

甘肃 608 71.27 23

青海 808 94.72 15

宁夏 737 86.40 17

新疆 820 96.13 13

1998年

省区 人均GDP(元) 占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国所处的位次

四川 4520 70.71 22

贵州 2342 36.64 30

云南 4355 68.13 24

西藏 3716 58.14 29

陕西 3834 59.98 27

甘肃 3456 54.07 28

青海 4367 68.32 23

宁夏 4270 66.80 25

新疆 6229 97.45 13

但是，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或者与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在全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使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下降态势。在1978年—1998年的20年间，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52.37％上升至58.12％时，西部占全国的比重却由16.68％降低到13.96％。但是，应该说，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在整个经济地位降低的过程中，一些省区在全国的地位下降较多，而另一些省区在全国的地位反而有所上升（见表2）。 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来看，相对地位下降的省份要远远多于相对地位上升的省份（四川、云南、新疆）；对于那些地位上升的省区来说，上升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下降省区的经济地位下降较大。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西部与其它地区的差距扩大较快；在全国物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时期，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所遭受到的打击也相应较大。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可以反映出来（见表3）。西部地区尽管农村改革与其它地区相比一点也不落后，但除了四川、甘肃两省的这一指标占全国的比重略有升高外，其它省区都有大小不一的下降。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说，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村居民从非农产业上取得的收入较少，相对于沿海区域来说，西部地区的农业条件又较差，农业生产强度较大但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因而居民在粮食价格上涨过程中得到的收益也相对较低，因而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省区全部位于西部地区。

表3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地位变化状况[5]

1985年

省区 人均纯收入（元） 占全国平均（%） 在全国所处的位次

四川 315.07 79.24 26

贵州 287.83 72.39 29

云南 338.34 85.10 23

西藏 352.97 88.78 21

陕西 295.26 74.26 28

甘肃 255.22 64.19 30

青海 342.95 86.26 22

宁夏 321.17 80.78 25

新疆 394.30 99.17 15

1998年

省区 人均纯收入（元） 占全国平均（%） 在全国所处的位次

四川 1760 81.41 22

贵州 1334.46 61.72 29

云南 1387.25 64.17 28

西藏 1231.5 56.96 30

陕西 1405.59 65.01 26

甘肃 1393.05 64.43 27

青海 1424.79 65.90 25

宁夏 1721.17 79.61 23

新疆 1600.14 74.01 24

在相对较慢的发展背景下，由经济差距扩大引起的西部地区的一些矛盾比较突出。比如，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够理想，贫困人口和贫困面依然较大，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大量劳动力从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西部企业的经济效益总体较差，下岗和再就业的问题也较严重。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对于全国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会有不良影响。

（三）西部开发战略的提出

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成为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场立志要改变中国大西部命运的历史变革呼之欲出。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讲道：“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就是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著名谈话中，提出“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思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6]

1999年3月，江泽民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7] 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序幕。

江泽民提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开发的总原则，即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把西部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印发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等一系列相关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为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和西部地区的深入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组长，中共中央、国务院19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这样，西部大开发在制度和组织上都形成了有效而可靠的保证，这一关乎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系统工程正式启航，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到西部都形成了为西部开发共同努力的共识，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

二、西部开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面貌发生了明显改观。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青藏铁路、水利枢纽、交通干线、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程迈出了实质性步伐。重庆、西安、银川等西部省区主要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经济总量不断上升，西部结构调整取得了新进展。目前，我国经济进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缩小东西部差距，努力实现协调发展，作为发展重点的西部地区充满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新的产业转移机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显着上升，将会逐步给西部带来实质性的产业转移机遇。“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就地升级或向外地转移，包括向西部地区转移。向西部转移的产业往往对劳动力、土地和环境容量的低成本有较强依赖。另一种情况是境外原来准备转到沿海地区的产业，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基础设施供给如能源缺口的扩大，而将目标转向西部。”[8]西部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一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是必然的趋势，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出现了新机遇。

二是发挥矿产资源和重工业优势的机遇。新一轮经济增长中需求热点转向以重工业产品为主，而中西部不少地方重工业有较好的基础。宏观经济的需求条件已经更多地有利于西部的产业基础，为西部的矿产资源和重工业发挥优势提供了难得机遇。近几年来，一些资源产业比重较大地区增长状态好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宏观需求条件的改变。

三是发挥教育、科技资源优势的机遇。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促动产业升级，需要人力资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既包括研发人才、管理人才，更多的则是有一定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的支持。面对新一轮增长中沿海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西部地区应当作出积极响应。例如，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向沿海地区输送技术工人；支持科研机构与拟在研发领域上台阶的沿海企业合作，推动应用技术为主的科研机构产业化；促进沿海地区某些"知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软件生产、电讯的后台服务等向有条件的西部地区外包，等等。

四是发挥环境资源优势的机遇。“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倡导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自然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品’。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居住、休闲、旅游等，正在成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具体形态之一”。[9]过去西部一些环境优美的地方未被开发，没有办工厂，时过境迁，在现在大都市中被拥挤、污染、噪声、水泥地所困扰的人们眼中，这些地方反具有了“未开发优势”。

五是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大，还未被充分发掘。西部地区近4亿人口，占全国近28%，社会零售额却只占全国的16%，这表明消费市场空间很大。

总之，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区位优势明显，应充分利用好宏观调控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重点发展资源性产业、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等。当前，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主要应搞好资源的深加工，延长产业链，逐步形成产业群，提高产业附加值。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促进集约化生产经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提高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

三、西部开发面对新的挑战

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西部大开发不断向前迈进，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西部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目前西部地区在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在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一个国家制定其对内对外政策时，绝不能忽视现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新世纪这一特定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环境，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西部这样的不发达地区更加具有挑战性。经济全球化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加深，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一个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属于更为脆弱的依赖方，其社会经济生态更易遭受破坏，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交流的扩大，他们如果不能及时地对相关变化作出反应并做出适当调整，极有可能会对其产生种种不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西部地区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表现为西部地区范围内国际竞争加剧和西部地区本身参与国际竞争的难度较大。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外国资源性半产品的到岸价格有可能比国内产品的价格还低。现在人们提到西部大开发就想到要发挥西部的资源优势（多开矿），但目前，在这种过剩经济的环境和外国资源性产品对国内资源性产品巨大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增大了开拓国内需求特别是西部市场的力度。另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西部资源开发的劣势明显还因为资源性产品需求弹性低，易受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冲击影响，加之资源开发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其经济增长存在诸多不稳定性，同时也有损于其它产业部门的出口竞争能力。国内竞争的加剧，给增长依赖内需但竞争处于劣势的西部地区经济又增加了压力。加入WT0以后西部地区粮食、油料、糖料、棉花等作物的产业优势也将在国际市场中不具有比较优势，这将使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经济全球化给西部开发也带来了文化挑战。如果从文化层面来考察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一种文化的大一统或是某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作用影响，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影响关系。西部地区是中国最为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本身比较传统和封闭，现代经济的全球化对西部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能还要远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

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形势下，西部地区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取得发展和进步，就必须正确看待并积极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不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号召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西部地区人民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经济开发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

由于自然原因和历史上不合理的生产开发活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使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破坏严重，恢复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加之西部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耕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荒漠化现象严重，所以该区的生态保护任务相当艰巨。

首先，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们的生存。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泥石流、洪水、干旱、风沙等灾害已日益威胁着人们的居住安全，有些地方因为无法居住，不得不进行生态移民。其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赖于发展的基础。粮食、林果业、畜牧业生产等都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恶劣的生态环境严重制约着西部农业经济的发展。再次，西部的生态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西部的问题，也是东部的问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引发长江洪水、导致黄河长时间断流的根本原因是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近几年北方地区日益严重的沙尘暴也还是生态环境问题。

自从1992年在巴西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受到普遍的重视。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工程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目标就是必须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绝不能走单纯依靠资源开发，忽视节约和保护的老路，要把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突出位置，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然，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就应该进行利用，从而为发展服务。对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应从长远考虑，遵循有市场、有效益的原则。保护性地适度开发西部的稀有金属等资源，将西部地区水电资源的开发，作为全国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内容。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重点发展旅游业等绿色工业和循环经济。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历史表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的发展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保护要先行。只有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投资环境才能得以持续改善，长江、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才能得到根本治理。正如江泽民强调指出的：“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10]

（三）社会政治软环境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政府对西部地区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西部地区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巨大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发展进程依然缓慢，开发的任务仍然艰巨。制约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政治软环境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西部民众观念传统陈旧落后。西部地区在我国历史上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又长期处于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及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之下，老百姓习惯于四平八稳的安分守己的农耕生产和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封闭保守，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民族关系比较复杂，自发的具有地方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不能适应当前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求。其二，缺少民主法制传统和法规体系。西部地区虽然曾是我国法家的法治学说的诞生地，但是法家所讲的法治是以刑法治国，而刑法是低于君主的圣旨的，君主凭自己的主观喜好和情感偏爱来实施专制独裁的，因此，君主专制之下的法治其实质是人治，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主宪政之下的法治。由于西部地区存在人治的传统，至今人们把依靠情感和人际关系办事放在第一位，自发的排斥民主宪政之下的依法治国，这就给市场经济法制化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其三，公共权力腐败严重。西部地区继承了我国官本位的落后传统，学而优则仕是人们的理想追求，一旦当官不可一世，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至今当权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严重的公共权力腐败已成为西部开发的最大阻力和破坏力。西部民众观念传统陈旧落后、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和法制体系、公共权力腐败严重这三个方面形成的社会政治软环境已对西部开发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远远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解决这三方面问题，建设良好的社会政治软环境，是保证西部开发顺利进行的极其紧迫的任务。

注释：

[1]朱大仁，《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年

[2] [3]鲁志强，《西部大开发指南·统计信息专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

[4]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5]国家统计局，《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 -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1和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277页至278页

[7]《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8] [9]刘世锦，《新一轮经济增长对西部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月18日

[10]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3页

第二节 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特点

一、公共权力腐败的共同本质

站在政治哲学的高端审视公共权力腐败，我们发现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无论富国还是穷国，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公共权力腐败的本质都是相同的，或者说公共权力腐败具有共同本质。当然，现实中公共权力腐败有不同于历史上公共权力腐败的形式，穷国的公共权力腐败有不同于富国的公共权力腐败的形式，落后地区的公共权力腐败有不同于发达地区的公共权力腐败的形式，但是与它们的共同本质相比较，这些不同点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因为本质决定现象，性质决定量度，内容决定形式，一般决定特殊，共性决定个性，因此，考察和讨论西部开发中的腐败问题，必须从公共权力腐败的共同本质的探讨入手，才有可能把问题看清楚，说明白；而要达此目的，就得首先搞明白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什幺是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一词的词根是“权力”。“权力”一词在我们中国古语里又是由“权”和“力”两字组合而成的。“权”在中国古语里指称捶或称。如《广雅·释器.》：“锤谓之权。”《汉书·律历志上》：“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之轻重也。"《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说明权的意思就是权衡或权重关系。“力”中国古语里指气力或能力。《史记·项羽本纪》：“力拔山兮气盖世。”《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后来“权”和“力”结合为“权力"，指一个人能够支配他人做事的威力。“权力”在西方的英文称谓是“power”，指权威和能力，也是讲一个人能够支配他人做事的威力。

权力有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之分。私人权力指个人的品德魅力、做事能力和财物实力，是一种对他人的影响力、支配力和控制力。公共权力则是公众的权力。按照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说法，它是公众把自己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委托、转让给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因而它是公共利益、公共意志和公共力量的代表者。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公共权力本来是人类原始社会时期氏族组织的纯道德性质的权力。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公共权力演变为国家权力。与原始社会的公共权力相比较，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1]他强调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就是说，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对社会其它阶级进行统治的特殊暴力。它形成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所产生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无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这样，国家这种公共权力就可以合法的干涉和约束各种私人利益行为。也正因为公共权力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所以，当社会少数人掌握国家公共权力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公共利益”，并在“公共权力”的名义下合法地强制社会多数人服从自己的统治。毛泽东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群众给的。”[4]

根据古今中外学者对公共权力的论述，结合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权力活动，我们认为，公共权力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家机关的合法强制力，其实质是公民大众权利和政府官员权力的政治关系范畴，是公民大众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赋予、委托、让度给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则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合法强制公民大众服从自己，以便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可见，公共权力的特性首先是公共性，集中公共意志，整合公共力量，维护公共秩序，管理公共事务。其次是公益性，它必须代表公共利益，为公众服务，为公众谋福利，对公众负责，使公众受益。其三是强制性，它以暴力、法律、制度等方式，干涉和约束公众行为，强制公众服从自己的政治统治和公共管理行为。其四是合法性，即公众认同、支持、拥护和服从公共权力的政治行为；反之，掌握公共权力的机关就会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最后是二重性，即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来源和本体是人民大众，民众整体对公共权力具有所有权，这是公共权力的一元性；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又为个人和团体执掌，他们具有使用权，这是公共权力的多元性。由于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经常处于分离状态，因此，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的官员一有机会就很容易以权谋私走向腐败。正因为此,作为公共权力的本源和本体的人民大众必须对掌权者加强监督，方能保证掌权者为民执政、廉洁执政。胡锦涛多次讲：“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是对公共权力本质的形象生动的说明。

（二）什幺是公共权力腐败？

“腐败”一词，《辞海》把它解释为腐烂、败坏的物质，《辞源》把它解释为溃烂发臭、腐朽败坏。西语源于拉丁文Corruption。英文的Corruption，《牛津英语词典》列出了九种含义，划归为三组：物理意义上的腐败，道德意义上的腐败，改变事物原始纯洁状态意义上的腐败。法语中的Corruption，有多种解释，可用于描绘水果腐烂，也可用于表述道德败坏，也可形容语言的滥用或曲解。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宽泛地对腐败作了理解。

我们认为，“腐败”一词，其实应当有自然物腐败、社会腐败和政治腐败三层含义。我国《辞海》、《辞源》主要讲了自然物腐败。社会腐败是指未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公众中产生的堕落腐朽败坏的不良社会风气，如古罗马时期的自由民不愿劳动只图享乐的腐败风气，如我国社会底层出现的赌博、迷信、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不良社会风气。政治腐败就是指公共权力腐败，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我国学者刘春认为，政治价值意义上的腐败是指政治权力体系形成和运行的基础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行为规范意义上的腐败是指具体权力行为与特定行为规则相冲突。[5]王沪宁在《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中把腐败现象作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他指出：“从狭义上说，腐败行为指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这里涉及到权力、公职、职责、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从广义上说，腐败行为意味着政府治理一般意义上的败坏，这里不一定有人直接得到利益或好处，但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害”。

国外学者迈克尔?约翰逊认为，政治腐败是指对公共角色或资源的滥用，或公私部门对政治影响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戴维?H?白利认为，政治腐败是指不正当的使用权威以得到个人利惠，这种利惠不一定就是金钱。从经济学角度讲，腐败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海登海默将政治腐败的定义归纳为三种主要的类别。国内的很多学者的观点也大致趋同于这种对腐败定义的分类方法。第一，以市场行为为取向的定义。这种类型的观点认为，腐败官员就是一位商人，将手中的职权作为谋取最大私利的交换工具。第二，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腐败是指公职人员收受好处而为一部分人谋利，但同时损害了整体的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三，以公共职务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腐败是指为追求私利而违反或偏离公职规范的行为。[6]

我们认为，公共权力腐败从根本上看是政治性质的腐败，应归属于政治学范畴。但是，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社会等各个领域和诸多方面。从本质上看，公共权力腐败就是指与政治清廉相对立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和组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弄虚作假，不作为，滥用权力，乱作为，铺张浪费，腐化堕落，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公共权力腐败的共同特征

凡是公共权力腐败，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其一，政治上喜爱集权力于我一人，玩弄阴谋诡计，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独裁专制，滥用权力，胡乱作为；或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当官不理民事，不作为，其结果都是损害民众的公共利益。其二，经济上把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权谋私、权力寻租、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权钱交易、权物交易、贪得无厌，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其三，道德沦丧，言而无信，口是心非，尔虞讹诈，自欺欺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文过饰非；道貌岸然，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口蜜腹剑，落井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完全一幅两面派、伪君子和政客的小人形象。其四，生活糜烂，腐化堕落，追求豪华气派，铺张浪费，权色交易，包养情妇（夫），沉迷于吃喝玩乐之中，完全一幅纨绔子弟和花花公子的形象。这四大特征，可以说是所有公共权力腐败者的共生相，差别只在于表现的具体形式和数量程度不同而已。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与我国中东部发达地区公共权力腐败相比较，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新形式

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除具有一般公共权力腐败的共性之外，还产生了以下新的腐败形式：

（一）侵吞西部投资款首当其冲

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增加了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主要使用在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投资和中央财政预算内的基本建设资金的投资、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教育、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产业等四个方面。仅基础设施建设一项，2000年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就高达700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要得富，先修路”。因此，交通建设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所以，侵吞西部交通建设投资款，也就成为了腐败分子的首选目标。例如，新疆2000年前公路投资仅20亿元，2002年为52亿元，2003年达100亿元，投资力度迅速加大。可是，主管这项工作的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原任新疆交通厅厅长和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阿曼·哈吉就在2003年侵吞贪污公路款、接受贿赂，使国家损失18亿元，因而被判刑。此前，2000年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兼川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刘中山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四川省原交通厅副厅长郑道访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2年广西自治区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兼副厅长褚之田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非法操作贵州省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时间长达六年，涉案违法违纪金额上亿元，其中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2003年贵州省原交通厅副厅长兼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张有德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零六个月；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总公司原工会主席柏毅以介绍工程为名，受贿17万元，贪污5万元，2006年被判刑13年。西部交通部门的腐败使国家数以亿计的西部交通设施建设投资款付诸东流。不仅如此，承包商们的行贿费用是计算在他们的投资成本之中的，因此，他们在交通建设施工中不仅要捞回成本，而且要大赚利润，于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例如，四川虹桥垮塌案中县委书记张开科收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贿赂10万元，受贿房屋一套价值24万，而给该公司减税160万元，这个公司施工时又偷工减料，结果造成桥塌人亡的惨剧，给国家和西部大开发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除交通建设方面的腐败之外，侵占、贪污、挪用其它西部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资金的腐败案件也很突出。

（二）城市土地规划开发成为腐败重灾区

西部开发大大促进了城市化建设的大发展，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圈地运动，主管城市土地规划和开发的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借此机会利用职权向房地产开发商索贿受贿，乘机大发横财。据西安市纪委2005年10月29日通报，西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文为此受贿73万元，西安市房产管理局房屋物业管理处处长钟军为此索贿受贿249万元，西安市国土资源局耕地保护处副处长朱岐安为此受贿40万元，西安市城市建设投资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岳鸿为此受贿14万元，分别被立案查处。更有甚者，三峡库区“第一贪”黄发祥在任丰都县国土局局长、房地产公司经理、征地办主任等职务期间，隐匿国土局账外移民资金1207万余元，2003年12月18日被处极刑。宁夏“第一贪”王英福在担任宁夏土地局局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残联理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为有关单位审批征地手续和发包建设项目中，先后5次非法索要和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2702687.50元，另有人民币8825328.71元和159028.36美元、3200欧元、110849日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为建国以来宁夏第一巨贪，2007年1月19日被判无期徒刑。云南省昆明市三任规划局长前“腐”后继。2003年6月，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李德昭利用职务便利，先后13次分别收受房地产企业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138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继任规划局长胡星闻讯外逃到新加坡，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引渡回国后查明收受房地产开发商巨额贿赂4029.798万元，其中一次受贿港币1000万元、人民币500万元，创中国贪官单次受贿记录。胡的继任者规划局长曾华也不甘落后，担任局长两年期间大小通吃，接受房地产开发商贿赂196万元。利用城市建设之机，主管土地规划和开发的领导部门向房地产开发商索贿受贿，是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又一个新形式。同时，西部房地产开发商把他们行贿的费用计算在投资成本之中，致使房屋出售价格贵得惊人，普通民众买不起住房，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空房闲置，造成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金融股市腐败泛滥成灾

金融系统是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枢纽，股市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在西部开发过程中，金融系统处于中心位置，贷款开发和股市集资成为了热点，但是不良贷款额却高达上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在20%以上，非法集资、贪污挪用公款炒股极为盛行。据了解，2002年至2003年度，中国金融腐败指数为5.42，其中，银行腐败指数为4.17，证券业腐败指数为7.26，表明金融股市腐败严重。以陕西省为例，原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后勤管理中心副处级调研员刘兴亚，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拿银行并不存在的假工程作诱饵，以已经作废的公章作道具，明目张胆诈骗15余建筑企业1000多万元。原高陵县马家湾信用社主任王宁高息揽储，挪用银行存款921．7万元，导致621．7万余元未能归还。陕西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王道生、副主任王长生和培训部部长马怀礼合伙挪用公款2800万元炒股，王道生、王长生被判无期徒刑，马怀礼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更为典型的是原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市分行北大街支行行长周利民和会计刘怡冰相互勾结，5年间以高息存款为诱饵，用虚假金融凭证骗取储户存款达4亿多元，实际侵吞2.0627亿余元，致使1.3亿余元无法追回，2004年12月14日这两名巨贪被判极刑。西部其它省区的金融股市腐败也是相当严重的，例如，成都市房改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人，滥用职权，动用2亿余元住房公积金炒股，造成资金全部损失。

（四）国有企业资产因腐败大量流失

西部地区是我国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地区，这里有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经营管理滞后，这些企业大多面临破产和改制。腐败分子乘机化公为私，“左肩国企厂长、右肩私企老板”的“两重人”现象十分严重，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据西安市检察机关2005年10月30日报告，2000年至2004年五年间，西安市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900余件，其中50%集中在国有企业。2004年初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515.2亿元，负债总额为391.6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19.5亿元，至2004年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减为306.6亿元，负债总额上升为423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72.6亿元。西安亚西光电仪器厂副厂长兼亚西电器公司总经理刘天荣等，通过做假帐、办假手续、虚增债务，将1537万元国有资产剥离，其中1300余万元流入个人腰包，该厂资产仅剩161万元。陕西农机总公司总经理高德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1528.7152万元流失。陕西省驻深圳原办事处主任陈业汉私分国有资产95万余元，个人所得21万余元。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原总经理解仓锁挪用、贪污公款151万元。西安机电公司总经理周长青贪污挪用公款6000万元去澳门赌博，被处死刑。在国有垄断企业系统里，特别是能源电力系统，腐败现象更为严重。2005年震惊全国的陕西农电系统“集体腐败”案就很能说明问题。从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原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总经理王文学受贿人民币208万元、美元61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副总经理刘建民受贿人民币20万元、美元19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2年。原省农电管理局财务处长李菊萍受贿337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设计室主任田建国受贿61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1年。总工程师苏锦厚受贿23.5万元人民币和7000美元，被判有期徒刑10年。信息自动化处主任王志杰受贿4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0年。计划基建处副处长石国庆受贿1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0年。信息自动化处处长高峰受贿3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7年。生产技术处主任、工程师惠润魁受贿9.5万元，生产技术处处长张志成受贿6万元，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年。招待所服务员张惠霞在介绍贿赂中收取好处费20万元，犯介绍贿赂罪被判刑1年。下属榆林供电局长刘文强受贿人民币73万元、美元8.5万元和62万元干股，判刑12年。榆林供电局原党委书记高治云受贿人民币30万元和价值9.18万元轿车一辆，判刑11年。榆林阳光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张新林受贿38万元，判刑10年。下属原陇县电力局局长王会义受贿7.2万元，判刑4年。原陇县电力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王广智受贿14万元，判刑10年6个月。原陇县电力局会计解宏远受贿3万元，判刑3年，原出纳张永莉受贿3万元，免予刑事处罚。原陇县电力局副局长程万年受贿1万元，免予刑事处罚。原凤翔县电力局财经科科长李建军受贿挪用402万元，判刑18年。原汉中东塔电力有限公司经理范茂全和城固县电力局财务科长刘超全合伙贪污100万元，前者判刑11年6个月，后者判刑12年。原西安电力局局长张锡华受贿15万元，判刑7年。原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公司汉中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岳成东受贿48万元，判刑8年。在这起“集体腐败”案里，上至省电力局长，下至服务员，共24人都是受贿者。他们个人腰包肥了，国有资产却流失了。陕西如此，西部其它省区的情况也一样，例如，2004年，内蒙古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等5名公司高管以涉嫌挪用公款罪被逮捕。据了解，郑俊怀先是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给以亲属的名义注册的华世商贸公司收购422万股伊利法人股，获取近亿元的利益，之后通过浙江金信信托，挪用公司巨额资金收购2800多万国有股份，获利5亿多元。2004年，宁夏石化供销公司原经理徐浩、原副经理吴治宾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依法逮捕。2000年6月至2002年9月，徐浩贪污公款14万元多，用于交付其个人购房贷款；2002年10月，徐浩、吴治宾二人以147万元将宁夏石化供销公司35辆油罐车转卖给贵州省一酒厂，索要“手续费”35万元。甘肃电力公司原财务处处长顾慧娟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2300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6亿元，这个女“硕鼠”也成了建国后最大的女巨贪。

（五）官商勾结大发横财

西部开发中因腐败现象而大发横财者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设租、寻租、索贿、受贿；另一种人就是商人利用手中的财物美女向官员行贿，吃小亏占大便宜。西安万圣置业公司经理张颢铧向中国储运公司陕西分公司经理解仓锁行贿55万元，解利用职权挪用公款100万元给张炒股发财。甘肃金汇贸易发展公司经理魏兴有向原甘肃省经贸厅副厅长周建新行贿35万元，周挪用公款9124万元给魏，造成国家近5000万元损失。内蒙古自治区国税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肖占武和女儿肖华一起200多次收受商人闫福龙、私人公司经理臧灵霞、包工头倪健三人406万余元，以贪污受贿罪被判刑，女儿肖华被判刑13年；以行贿罪判处倪健10年，臧灵霞3年，闫福龙2年。重庆市一赌徒富豪雷世明向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小川行贿人民币53万元、美元5.7元，向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行贿300万元，以2亿元的代价获得国内最大的区域性广电网络传输系统49%的控股权。原中川国际公司董事长丛钢向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行贿，李滥用职权挪用专项资金429万美元给丛钢，致使385万元受损失，李获刑7年，丛被判无期徒刑。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名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的王德军，帮助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洗黑钱300万余元，以138万元超低价买得价值330万元的两座煤矿。2002年，他又以1500万元向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行贿，由此侵吞高达4.6亿元的犍为电力公司国有资产。西安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即开型体育彩票宝马车2004年造假案，涉案官员17人，包括省彩票管理中心主任贾安庆、副主任张永民，主任樊宏、新城区公证员董萍等人，收受承包商杨永明42万余元，在全国造成极坏影响。陕西府谷县原县长白万荣受贿10万元，给10多家私人炼铁厂开绿灯。府谷县庙门沟镇以罚代管，使一条沟隐藏近20余家黑煤窑，屡禁不止。广西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受贿321万元，密谋隐瞒拉甲坡矿特大透水事故，造成81名矿工死亡，2002年被判死刑。官商勾结，官商都大发横财，却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官商勾结这种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腐败的最重要形式，在西部开发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六）卖官买官恶风猛烈

卖官买官恶风在全国屡禁不止，在西部地区刮得更为猛烈，有些人卖官受贿几乎到了发疯程度。例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接受时任广西合浦县副县长甘维仁人民币27万元贿赂，遂提拔甘维仁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秘书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委员、组织部长李汝勤（副厅级）从1996年12月至2000年春节前，利用职务之便，批条子、打招呼，并不惜伪造档案，为他人在工作调动、晋升职务等方面做工作，先后10次收受他人贿赂计人民币6.9万多元，美金2000元。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县长杨永晖2004年4月7日接到通知要上调市委工作。4月8日杨向县委书记白晓玲提出近些年来有些人情债要还，想调动提升一些人。白不仅同意，还和常务副县长宋丕林、县人事局局长刘世家一起商议落实杨的意见，最终确定10日内突击调动115人，其中杨提名54人，白提名30人，宋提名14人，刘提名3人，实属荒唐至极。陕西省商洛市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收受贿赂106.9万元，帮助28人提升了官职。由于受贿钱数太大，心理恐惧，竟然四处求神拜佛，向寺庙捐款，以求解脱。2006年7月张改萍被判刑13年。四川凉山州委原副书记曹永葆收受贿赂152.3万元，帮一些人升官，被判刑13年。四川省南充市原营山县委书记杨毓培伙同其妻赵秀珍卖官帽61顶，敛财200万余元。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有自己的“三不”政策：不派组织考察，不搞民主测评，不征求纪委意见。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自己一无所长，惟有做官。既然我是一把手，自然而然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2003年2月12日，杨主持区委常委会，一口气调整了278名科局级干部，其中，新提拔的88人，杨卖官帽，妻子私底下帮忙敛财。官员是执掌公共权力的主体，如此腐败的官员靠卖官提拔起来的买官的官员，前者和后者的素质必然是一致的。如果让这样腐败的官员来领导西部开发，那西部开发的命运和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七）官黑结伙百姓遭殃

这里说的“官”，主要是指我国西部公、检、法部门的官员；这里说的“黑”，指以社会上打砸抢的黑恶势力为主的社会黑暗面。按理讲，官与黑是敌对的，官应治黑，维护公民安全和权利。但是，在我国西部地区却出现了官黑结伙、百姓遭殃的咄咄怪事。法院本应独立公正司法，可是，在新疆却发生了乌鲁木齐铁路中级法院院长杨志明、执行局长蔡红军、财务会计王青梅合伙索贿受贿451万元大案，法院成了被告，2006年7月5日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集体受审，不仅开创了中国司法界的先例，也开创了世界司法史的先例，成为世界司法史上的奇闻。四川任达县法院原副院长袁成萍因嫖娼受到处理。公证处应该是最公正的，可是四川省公证处却于2006年9月竟然将至今健在的一个大活人“公证”为死人，并让一个陌生女子以“妻子”的名义继承了他的遗产，这份荒谬绝伦的公证书称得上是旷世奇闻。检察院本应该以惩治腐败犯罪为天职，可是，在广西北流市的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泉竟给市长李水明拉皮条，以50万元贿赂市长，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受贿59万元，美金4900元，为他人谋利益。公安机关的本职是维护公共安全，可是，在我国西部地区与黑社会势力关系最热火的竟然是一些公安部门。四川成都铁路局2005年竟发生了铁路警察与小偷合作的案件，涉案警察17人，其中刑侦队长4人，警长6人，警员14人，收受盗窃团伙的“班费”、“烤火费”等名目的赃款24万元，成为国内一大丑闻。成都大贪官马建国服刑期间按月给狱警发工资，他的服刑如同悠闲度假。四川省川西监狱长巫帮志，受贿187.4万元，被判刑15年；其上司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文华也因受贿被判刑。宁夏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熊斌、平罗监狱狱政科原科长黄靖华，平罗监狱医院原院长朱万国，银川监狱原助理调研员彭建欣等4人接受毒犯贿赂，私放毒犯被判刑。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长李海，2004年2月23日跳楼自杀，事后查明他与黑社会老大任老五（真名任兵）及其中的20余人组成的黑帮关系密切，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四川仁寿县公安局原局长张勇，刑警队长曾良君与黑社会团伙闵勇军、刘剑打得火热，被判刑。广州柳州市公安局长于丁受贿200多万元，纵容庇护赌博、私藏枪支弹药，2001年被处死刑。陕西省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何奇竟充当党红军等13人黑势力的头领，承包歌舞厅，组织妇女卖淫，放高利贷，强行逼债，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手段极其残忍，称霸一方，百姓叫苦连天。像这样一些公、检、法部门岂能为西部大开发保驾护航？！

（八）“清水衙门”水不清

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文化教育部门是清水衙门，知识分子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可是，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在西部大开发中，文化教育部门的水已经不清了，变得相当混浊了。高校的教师教风学风下滑，有些教师讲课应付差事，误人子弟，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不以为耻。高校乱收费名目繁多，学生及其家长苦不堪言。更有甚者，高校教材设备采购吃回扣成风。贵州省新华书店教材、教辅中心主任侯福康，靠销售教材吃回扣贪污受贿470余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广西柳州新华书店总经理伍达仁也是靠销售教材吃回扣被判刑。2004年，四川发生的“高校教材腐败系列案”中，高校购书吃回扣达30%，涉及13所高校36名干部，3名处级干部贪污受贿都在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1200余万元。近些年高校扩建成风，主管校基建的领导乘机大发横财。宝鸡文理学院副院长海焕智为此受贿12.1万元被判刑。延安大学原校长惠正德在任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期间，分管学校基建，先后多次接受榆林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贿赂61万元，被判刑13年。这是被曝光的一些案件，还有更多的贪污受贿案件尚未被公开，这些情况不能不令人对我国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担忧。

（九）生活腐化铺张浪费

我国政府机关铺张浪费相当惊人。据2007年3月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言披露，我国目前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费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亿元，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公费出国一年耗资3000亿元。政府机关单位建筑面积的能源消耗是美国1991年的133倍。公务员人均纸张耗费量每年以10%速度递增，是发达国家的10倍。会议浪费、楼堂馆所追求豪华享受，不胜枚举。从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了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则从不到50亿元升高到7000亿，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年增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28年里公务员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我国当前正处于公权腐败高发期。我国西部地区贫穷落后，公务人员按理应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穷，还要耍穷大方。铺张浪费可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某县2003年召开涉及乡镇的会议达375次，其中，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95次，以县委办公厅名义召开会议147次，县级各部门召开会议117次。陕西延长县郑庄镇政府只有40名干部，却于2002年举债百万建起了一座有80多间办公室的豪华办公大楼，至今近一半房屋闲置无用。四川省万源市地处贫困山区，年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2002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2004年8月7日搞了一场纪念活动竟然耗资2000万元，宋祖英唱了4首情歌给了42万元，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云南省金平县地处边远山区，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3852万元，财政自给率只有17.8%。2005年12月7日县庆20周年活动耗资350万元，逐级摊派惹民怨。

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权色交易、吃喝嫖赌是所有腐败官员的通病。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云争气精神空虚，吸毒贩毒，成为大毒枭。陕西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赌博入迷，先后18次挪用公款97.9万元，用于赌博，得到个“赌博书记”的名声，被判刑12年6个月。南郑县圣水镇财政所所长胡汉林挪用公款114万赌博，南郑县统一发放工资办公室干部何德超挪用公款188万参与赌博，纷纷落马被判刑。权色交易，包养情妇（夫），更是腐败官员的嗜好。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贪官张小川被捕后自己招认有情妇8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大贪官张宗海在“双规”时，办案人员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他讲自己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四川阆中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倪某，因受贿罪被判刑8年，在狱中服刑期间外出嫖娼被抓回。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受贿380万元，另有70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此人特别好色，玩过的女人不计其数。在西部地区凡是腐败的高官，几乎没有不贪色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与情妇李平长期通奸，合伙受贿410万元。他还有一套理论：如今有钱有势的人养小老婆已是一种时髦，向自己这样高级别的官员没有风流韵事实在是很无脸面。像这样的腐败分子被处死刑实属罪有应得。

（十）高官窝案前“腐”后继

普通官员腐败前“腐”后继，在当今中国政界不足为奇。可是，西部地区高官窝案前“腐”后继这种现象，就不能不让人惊讶了。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曼·哈吉因“公路腐败”被判刑。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任陕西宝鸡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受贿48万元、违规批准设立宝鸡财政证券公司，造成损失达3.16亿元，负责冯家山水库取水工程严重失职渎职，造成损失1008万余元，与有夫之妇长期通奸，被判刑。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和女儿受贿，滥用职权、挪用公款，造成了385万元损失，被判刑。云南原省委书记李嘉廷和妻子包庇纵容儿子李勃合伙受贿1810万元，被判刑。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77万元，包养情妇郑某，包庇儿媳易某经商，并与儿媳合伙受贿677万元，被判无期徒刑。贵州省原副省长刘长贵受贿134万元，被判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被处决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又因受贿罪被判刑，而徐原来在玉林市任市委书记，在他前后玉林市又有三任市委书记俞芳林、李恩潮、李乘龙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刑。甘肃省兰州市市长张玉舜举报市委书记王军受贿案，结果查出腐败案件一大串，张玉舜本人和妻女也受贿80万元，前任市长杨在溪索贿受贿300万元，两任市长和书记腐败案又引发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朱作勇和妻子冯云芳、儿子朱乐春、朱乐天及两个儿媳一家六口受贿案，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工业交通处副处长魏国真、市建委副主任梁鸿宾、市委秘书长殷吉平、宁安区委书记张强（原任王军的秘书）等一系列人受贿案。如此多的高官腐败落马，而且是前“腐”后继，不知悔改，足以说明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

三、 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成因的复杂性

江泽民深刻指出：“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许多社会都有。从本质上看，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创造了条件。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法制和各方面的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在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仍然存在，对外开放也容易使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而西方敌对势力又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我们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这些因素的存在，使腐败现象还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而且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7]理论界对腐败产生的根源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例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提出了形成腐败的社会条件；美国学者苏珊·艾克曼在其所着的《腐败与政府》一书中对腐败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腐败的形成和解决方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国的学者胡鞍刚、程厚思等人也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成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说明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我们认为，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是由社会转型原因、经济体制原因、政治体制原因、思想文化原因和人类本性等多种原因综合的产物。

（一）社会转型原因

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是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高度集权管理向民主法制管理的转型，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时期，它带来的是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转变、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人们价值观念的再度定位以及社会心理的重大调整。由于社会转型，不仅会在制度层面造成新旧两种政治、经济体制的磨檫，也会出现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矛盾，使一部分人因看到有制度漏洞或空挡可钻，或理想丧失而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公共权力会暂时失去制度约束；变革过程中一些新的部门和权力将出现，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新的条件，从而使这一转型期成为腐败现象的高发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政府官员中的一部分人心理失衡，存在着“补偿”心理、“后路”心理和“机遇”心理等不平衡心理。改革开放后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部分个体和私营企业主阶层通过自我经营迅速富裕起来以后，有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将自己的工资和收入进行比较，并普遍出现了不平衡心理。在一些人看来，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和法律，自己付出的劳动无法获取相应报酬，于是采取其它途径对自己的“贡献”寻求“报酬补偿”。这种情形在西部开发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世界近代史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腐败的高发期。例如，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近代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都出现过政治腐败的高发期。这说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我们不赞同国内外一些人把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发生的难免性歪曲为腐败有益和有用的观点。有些人认为，政治腐败现象不一定是坏事情，特别是对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政治腐败现象是一种“润滑剂”，它能解决问题，能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认为，行贿受贿等等政治腐败现象对于权钱交易的双方来讲，可能是好事，它有可能帮助行贿者解决当时的问题，也可能使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局部的。若从全局和长远看问题，谁也不会相信政治腐败现象能够长期地使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壮大。无庸否认的事实是：政治腐败现象在经济上首先是腐败者个人得到了钱财，中饱了私囊。其次，是行贿者以小量的付出，获得私人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最后这些人也得到了大量钱财。同样，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这种腐败交易中唯独国家和人民利益没有增加，而是受到了极大损失。政治腐败现象还会毒化社会空气，造成人们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使社会丑恶现象滋生蔓延。政治腐败现象更可怕的后果是破坏社会公共安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使公民被迫生活在恐怖的社会气氛之中。政治腐败的最终结果势必引起官逼民反，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腐朽的反动统治，改朝换代。可见，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绝对不能以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发生的难以避免性，就对腐败现象歌功颂德，或放任自流，或纵容发展，而应该奋起同政治腐败现象展开坚决的斗争，以保证我们国家尽快的顺利的健康的走过社会转型期，把我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建成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二）经济体制原因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尚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漏洞，如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秩序混乱、金融管理体制薄弱、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不严等，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挪用公款、索贿受贿、官商勾结，发西部开发中的横财提供了可乘之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腐败的机会成本的高低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谓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是政府官员因其腐败行为而付出的成本代价。在西部开发中从腐败的机会成本方面看，可以说腐败的机会几乎无处不在，人们不需要位居要职，只要拥有任何一个稍有权力的公职，就可以把它变成腐败租金的来源。腐败活动大至滥用权力，挪用公款，行贿受贿，小至不履行职责，擅离职守，滥用公车等。在收益方面，一则腐败可能带来的私人收益是相当高的，腐败者能够排他性地享受权力所带来的收益，权力越大，权力独享性越强，则垄断收益也越高。二则腐败被发现、惩处的概率不高。由于西部开发中，腐败活动的私人成本相对很低，而腐败的私人预期收益却相对很高。在个人理性选择中，腐败好象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积累财富途径，这就是西部开发中何以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体制原因所在。

（三）政治体制原因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缓慢，党政机关至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政府可以干预的范围相当广大，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增大了国家政府官员腐败的资源、机会和诱惑力。首先，在政治决策体制方面， “一把手” 高度集权， “一把手”说了算，从而大量的决策权转为掌权者的私人决策，且基本上受不到有制度保证的社会监督。公共权力转变为私人权力，结果就出现了明显的独裁专制，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其次，干部管理制度存在一些漏洞。在选拔任用干部上，主要还是以上一级组织部门的考察任命为主，形成层层对上负责的现象。虽然有时也会征求群众的意见，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有些地方，干部也实行公开招聘、公开选拔，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且一般只是厅、局级以下的某些部门、单位中采用，对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没有实质影响，致使买官卖官的现象屡禁不止。在干部任期内，对其监督和制约是虚多实少。腐败分子则利用干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采用权钱交易当上了某一部门、单位的领导，只要他有了机会，他就会想尽办法，不仅要收回他的“投资”，而且要获得比这种“投资”更多的利益。那幺，制度上的各种不完善之处和漏洞都会被他们利用，在本部门内加快权钱交易，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

再次，监督体系和机制仍不健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因此，不管在哪种社会，在何种政治体制下，只要监督缺位或监督软弱不力，都会让有权力的人有以权谋私的可乘之机。我国西部地区权力体系内部名义上有着不同的监督组织何监督体制，但是各种监督组织的权力都比较软弱，没有形成对公共权力行使者强有力的监察和制约。人大的监督力量软弱，跟它在宪法中应有的地位不相称，被戏称为“橡皮图章”。法院和检察院本来都担负有司法监督的职能和权力，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法院审判常常受到行政干预，更不用说对它监督和审判。检察院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是一种事后惩罚机制，而不是监察预防机制。政府的监察部门和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未能有效的发挥作用。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中贡献最大、任务也最重的部门。但问题是党的纪检机关在任何一级党组织里都是同级党委会的下属机构，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力量去监督同级党的“一把手”，反而形成自身被“一把手”监督的怪现象。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也没形成组织、制度，更没有形成民众监督的氛围和环境。也就是说，民众监督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公共权力体系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在总体上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掌握权力的官员们，特别是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政干部们就能肆无忌惮地大搞腐败活动，祸国殃民。

（四）思想文化原因

思想文化是人们精神领域的活动，它直接支配人们的行为。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一些错误思潮产生、蔓延、泛滥，思想腐败变质成为西部开发中腐败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从长期看，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是廉政建设十分重要的因素，而道德防线的崩溃或突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腐败思想降低了公职人员的公共责任心、社会义务感和道德标准，排斥权力运行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公平和正义原则，而这又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面临每况愈下的危险。腐败思想与腐败行为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看到，由于受到腐败行为的影响，人们的交往日益金钱化和利欲化，朴实的人间情感日益淡漠，理想主义信念丧失，传统伦理价值观又被腐败所侵蚀，反过来使得腐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结果，文化道德观念一旦堕落，就会迅速蔓延，往往要花相当大的时间和代价才可能重建道德规范，这个成本是难以估计的。

一般来说，清正廉明的公职人员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腐败分子却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正如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9] 江泽民又说：“这些年提供的大量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10]

可以这幺讲，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特别是西部开发中，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产生畸形的需要。人的思想，健康的东西不去占领，错误的东西必然会乘虚而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走上贪污受贿犯罪的道路，无不和一个地方、单位不重视思想教育有关，无不是个人放松思想修养的后果。

（五）人类本性原因

人性是什幺？人性有什幺作用？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人性善，有人认为人性恶，有人认为人性亦善亦恶。我们赞同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人性是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人性本来就具有二重性，即善恶兼有，人既是政治人，又是经济人。作为政治人，人都有维护公共利益之心理和行为。作为经济人，人又都是自私自利的。西方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对官员腐败成因作了比较深刻的说明。“经济人”的假设认为，驱使社会所有成员进行一切活动的动机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其行动的逻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经济学这一假设说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人们到处都会遇到选择问题，不同的选择对人们的福利将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当人们对若干选择必须作出取舍时，人类的本性将决定他愿意选择一种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解决办法，而绝非其它。”[11]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就会看到委托——代理关系下国家官员运用公共权力时因追求个人目标函数而产生对公众消费目标函数背离即腐败的可能性。在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公共权力作为强制性配置公益和资源的手段，它既可以代表、维护和公平的分配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正、公平的服务，也有可能为某些政党、国家机关、官员个人追求私利。既然作为代理人的国家官员也是经济人，他们在利用公共权力办理公务时，也会考虑个人的成本和收益，与一般直接从事经济和商业活动的人不同的只是追求私利的手段和方法的差异。无论这些官员是由选举、任命还是其它方式产生，在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报酬、荣誉、权力、威望或其它有价值稀缺品的驱动下，当自我约束缺乏和外部约束软化时，很可能按照自己或自己所属集团的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控制和支配，在公益和资源分配方面做政治交易。“在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高低作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主要尺度的经济社会，要求国家官员不去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坚持政治目标，这完全是不可能的”。[12]所以，追求私人利益和私人财富最大化，以权谋私，以实现个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所有官员腐败的根本的原因，当然也是西部开发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腐败的重要的人性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更明确深刻的揭示了公共权力腐败的人性根源。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现实的本质，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这个现实世界，而且创造了人本身，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性是现实的个人的本性。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3]这就是说，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是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生命的本质，现实的个人是在自己现实的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诞生的，人创造了人化自然界，即人给自己创造了现实的物质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现实的物质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人性，现实的个人就是这样在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中生成的，所以，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才是现实的个人的本性。当然，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劳动是人的本性，这种观点是对正常的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的本质和人性的概括。至于腐败的官员却不具有劳动者这一本质和人性，或者说他们是劳动异化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异化了的人。一切腐败官员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好逸恶劳，不劳而获，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西部开发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腐败同样是劳动异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论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才是官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最重要的人性根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114页[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38页

[4]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6日

[5]刘春，《权利的陷阱与制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6]参见《香港的腐败及其控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第3-4页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4页

[9][10]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江泽民论反腐败斗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11]董晓宇，《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形成机理与遏制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4期

[12]翁文先、李兵，《浅析我国公务员薪酬定价困境》，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第三节 西部开发中反腐建廉的新使命

一、 公共权力腐败危害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程。要完成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营造一个适宜发展的硬环境，也必须创造一个能够发展的软环境。在软环境建设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明显的成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对腐败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认真分析西部公权腐败问题的特点和新形式，充分认识公共权力腐败的危害性，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才不至于因腐败问题而影响和破坏大开发。

（一）公共权力腐败破坏西部开发投资环境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在生产力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特别容易产生腐败。美国开发西部几十年，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繁荣，但这一时期在开发地区发生的腐败问题，大大高于同一时期美国的其它任何地方。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没有例外。由于大开发所带来的大量资金的涌入，吸引着腐败这一腐蚀社会的蛀虫蠢蠢欲动。而恰恰也是由于腐败问题，反过来会严重影响资金的良性投入和合理配置。这就好比电脑程序受电脑病毒攻击和侵害，而电脑病毒一旦生成，会倒行逆施地严重危害电脑正常程序的运行。

公共权力腐败破坏西部投资环境，对吸引外来资金造成严重障碍。西部大开发，资金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招商引资是一项获取资金的重要的举措和来源，而要招商引资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所谓投资环境是指适宜于投资者进行商业经营活动的氛围和条件，它实际上是一项综合性指数，包括自然条件的好坏，配套设施的完备程度，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健全，投资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政府的工作态度和是否廉洁等。中国德国商会会长鲁道夫对甘肃省委书记孙英讲了一个鸟和虫子的故事，颇耐人寻味。他说：我们并不是看不到这个市场。上个星期二，我们和在北京的国外商会，一起参加了贸促会组织的一个西部开发的邀请会，会后有一个日本人是这样说的，就是早来的鸟可以吃虫子。他说我们公司已经来了好几年，在西部有不同的投资，但是应该说我们来得太早，天还黑，看不见虫子。鲁道夫的谨慎反映了国内外许多投资者对西部投资环境的忧虑。这个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

由于人是一切行为的主体，政府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所以勤政廉洁的公权组织和领导形象就成为“软环境”中最主要的因子。如果没有一个勤政廉洁的西部政府和领导形象，外来投资者对西部地区的整体印象便会大打折扣，对于自己投入资金得到满意收益的信心也会大减，西部地区所得外部投资必然会减少。

首先，腐败所滋生的索贿、强行收取巧立名目的行政审批手续费、“吃拿卡要”等各种不正常现象使经营成本必然增加。据德国统计，该国的企业在国外付出的酬金、手续费一年就达到30亿美元，法国达到19亿美元，企业于外地投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较高额的利润，如果让其花费大量资金来打理各种关系，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他们就会考虑到不合算。二是腐败所引起的公共权力组织工作不负责任，办事效率低下，缺少公开、公正、公平，使外来的企业望而却步。腐败往往使人产生劳少收多甚至不劳而获的思想，这就使公共权力组织在工作中互相推诿现象严重，而在利益面前却争先恐后。贵州省的两会代表刘锡良教授亲眼所见上项目审批手续繁琐，最多时一个项目从申报到批准竟要盖上200多个公章。腐败使公共权力组织正常的工作规则为金钱或利益所替代，导致政府职能的扭曲和整个工作效率低下。成都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曾有一番感受，他说，从多年办企业的实践中体会到，建设完善的法制环境至关重要，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动不动就检查，收费罚款；给企业设卡，哪怕你心急如焚的事，他也不着急；有些问题明明错了，需要纠正，官员们就是拖着不办，甚至长期拖而不决，这样的投资软环境，哪一家投资商不望而却步。

（二）公共权力腐败使国家对西部投资的质量与效益降低

据统计，2000年至2004年，中央五年累计给西部开发投入一万亿元，当中有60项重点工程。这一万亿由两个数构成的，基本建设投资，这几年中央投入了4600个亿，另外有五千亿是中央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来搞建设的，中央的投入带动了社会的投入，所以开工的交通干线、水利枢纽、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60个重点项目的总投资规模是8500亿。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大量投资使得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国家大量的投资面前，投资的效率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担忧。

长期以来，一提搞开发，许多政府官员想的就是有多少钱，但是怎幺把钱花好、用好，则思之甚少。重复建设，盲目引进，大权独揽，一意孤行，最后连国家投资都当了“冤大头”。现在的“三拍”项目并不少见，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领导干部依然大有人在。在中国，越是贫穷的地方，腐败越严重。贪官们不仅吃工程，吃建设，有些干部还敢于吃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各种拨款和补助。《中国新闻周刊》就载文批评西部一些贪官污吏"以穷人的名义"大搞腐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有些贪官就是连工程款、移民基金都敢贪污、挪用，如果不是审计局及时发现，数以亿计的三峡移民款，近８％将不翼而飞。重庆惩办了贪污挪用三峡移民款的王素梅、黄发祥等，而黄发祥一个小小的科长，就伸手拿走了1000多万的移民款。不少腐败问题都和一个或几个大的项目有关，甚至有着项目越大、腐败越重的正比关系。在广西官场和工程界，很多人知道这句话："工程是棵摇钱树，摇好能致富。"

公共权力腐败使国家对西部投资的质量与效益降低的问题，集中的表现就是以下两点：一是腐败使国家对西部的投资款配置错位。由于腐败的存在，一些西部地区公权组织官员利用国家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投资的机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权威揽抢工程捞取回扣，在项目的招投标、工程的发包等环节大做文章，从工程建设项目与包工头互相勾结中收取好处。一些建筑公司为了获得某些项目，不惜重金“拿下”一些“关键人物”，而在要“红包”、收“提留”之后，项目工程的质量问题就会自然成为隐患所在。二是有的领导干部则直接贪污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款。经过一定时间的反腐败斗争，一批浮在面上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受到了沉重打击，而隐蔽下来的犯罪分子更加狡诈，作案手段不断变化、翻新。在贪污方式方法上，有的从购销活动中收取，有的从直接搞假账、虚报冒领中收取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严重影响了国家对西部投资款的使用效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三）公共权力腐败影响社会稳定局面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幺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

所谓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内部各排列秩序合理，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能够保持正常运转。西部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又地处边疆，贫困人口比较多。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西部稳定的基本保证，也是西部开发的重要目标。所以，西部地区的稳定在全国的大局之中显得更为重要。公共权力腐败就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僭越国家法律和公共规范的行为，因此，公共权力腐败行为本身就是在破坏着国家制度，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首先，破坏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党和政府的权威是公共权力的代表，直接影响政治大局的稳定与否。人民群众直接认识党和国家的形象便是通过“公家人”，最多的"公家人“就是政府等公共权力组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而腐败行为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首先，腐败问题容易导致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恶化。由于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廉政形象，同时这些行为直接侵犯了人民群众正当合法的权益，势必导致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恶化。

其次，加重了基层人民群众的负担。腐败行为中的吃拿卡要、公款消费都是不正当的，这些费用国家没有开支名目，这些人又不可能自己掏腰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某些国家单位乱收费，将这些开支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再次，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民主制度的破坏。由于腐败所引起的通过非正常渠道迅速“致富”所造成的暴富人群现象，加剧社会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公正，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些不法分子钻可乘之机，借助“权威”的势力发不义之财，在短时间内利用不法手段聚集大量钱财，例如官员以及不法商贩等。这种现象极大地挑战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是对诚信守法、劳动致富的普通劳动者的极大的不公，容易造成社会中正常的心理失衡，从而也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大诱因。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多次谈到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了反腐败问题。他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2]

腐败是关系国家政权安危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如果滋长蔓延，将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党的形象，有损社会公正，侵害国家法律，腐蚀政治认同,危及党群关系,妨碍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甚至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四）国有企业腐败严重阻碍西部大开发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在西部多数省份的国有企业比重高达70％以上，且多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上，分布也不均衡，中小企业居多，兼并重组改制的进展缓慢。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仅是相关者本身的问题，更是关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整个社会繁荣稳定的大事。

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总的特点就是数量多、人数众、效益差、发展慢。尽管国家对西部国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由于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多为能源、原材料为主的传统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的销售市场空间有限，加之西部国企业缺乏开拓创新的企业领导干部等原因，使得西部国企的发展举步维艰，国有企业腐败问题更使西部国企乘势发展愿景的实现难上加难。

西部国企腐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点便是西部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经营管理往往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政企不分，难以融入当代企业发展的潮流。西部国企的厂长、经理往往是上级政府任命、委派、配置，有职无责，要幺与经营好坏不挂钩，要幺即使签订风险承包合同，但当真正出现亏损特别是大亏损时，没几个是"承包" 下来的，多数还是拍屁股走人，或异地任用；有的人甚至是抱着你要我来，我捞一把便走的思想。项目的成功，企业的发展要靠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但搞垮一个企业，一个人就足够了。该要的人进不来，不该要的人通过各种关系硬挤进来的现象相当普遍。也逐渐被市场淘汰，距离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

也正是由于政企不分的原因，容易产生国企领导与政府组织领导二者集于一身或是相互勾结，企业改制等关系到企业利益分配的发展问题被无限拖延，某些政府官员不愿放弃国企这个“聚宝盆”，而某些企业领导干部也不愿失去政府这个“保护伞”，资本与权力的互相勾结，逐利思想和权力思想互相影响互相浸染，这样一来，公共权力腐败滋生的条件就慢慢形成。国有企业是我国现有经济形态和体制中的重要主体，大型国有企业的繁荣和发展往往会带动一条经济链甚至一个小的经济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西部公共权力腐败严重地削弱了国有企业在西部大开发的作用，而且国企长期的停滞不前，造成数以万计的国企工人生活水平低下，处于社会的底层。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所引起的集体上访、甚至集会事件在西部地区时有发生，有些情绪激动的国企工人甚至阻塞公共交通长达一月之久，这些对社会的稳定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也对西部大开发的整体发展战略极为不利。

西部大开发，干部应先行。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公共权力腐败对西部大开发的危害，切实从立法、制度建设、政治教育等多个角度入手把廉政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西部大开发才能够健康稳妥地继续推进，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才会如期实现。

二、西部开发中反腐败有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以后，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认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乱纪案件，惩治了一些突出的腐败行为，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仅2000年一年，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16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146人，地厅级干部331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不含军队）21人。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大案17312件，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干部2747人，特别是严肃查处了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3] 2004年12月至2005年11月，中共各级纪委共立案147539件，结案148931件；给予党纪处分115143人，占党员总数的1·7‰，其中24188人被开除党籍。 [4] 2005年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2005年创新手段打击职务犯罪查处国家工作人员4万余人。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1447人，已侦结提起公诉30205人。[5]在西部地区，典型公权腐败大案有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合伙巨额受贿，成克杰被处死案；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延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单独或伙同其子李勃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元，被判处死缓；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刘方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22次非法收受他人钱款677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等。[6]陕西省2005年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案件1076件，1245人。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干部89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1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陕西省2006年受理信访举报立案2891件，给予3009人党政级处分，涉及县处级干部99人，市厅级干部10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8人。通过办案，给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余元。[7]

以上事实和数据表明党中央不仅在反腐败斗争方面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坚定不移的，而且已经给腐败分子以有力的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开创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新路径

在反腐败方面，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又应看到当前我国正处在政治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根据统计资料和研究报告表明，县处级以上干部违法乱纪人数在不断增加；腐败者的级别有升高的危险；腐败现象在各种层次、各个领域中有普遍化的趋势。“大到国家的经济资源（如大笔贷款、上市指标等）、政治资源（如公务员招考中出现的种种‘买官’问题）的非法占有，司法不公正、小到教育资源的非正当占有（如请人代考、修改分数等）；腐败现象的长期与普遍存在，有上升为一种‘亚文化’的危险。”[8]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现象也成上升趋势，以陕西为例，职务犯罪率2005年比2004年就上升了8·57％。[9]

据人民网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6960.3万名，200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1.8万名，比上年净增137.1万名，2004年和1997年相比，党员数量平均每年增长2.042％，平均每年新增131.2万名；2004年和2002年相比，党员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969％，平均每年新增133.1万名。[10]从这个数据看，平均每年发展党员130多万，而给予纪律处分的达11万之多，其中开除出党的也接近2.5万。从这个数据对比上看到反腐败的形势是多幺的严峻。再拿同期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与之比较，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2006年1月19日在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中国2005年共立各类刑事案件464.8万起，按照目前的人口13亿计算是3.5‰。而2005年各级纪委共立案147539件，按照6960万党员计算是2.0‰，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党员的素质值得担忧。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全党的一件大事来抓，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推动了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成效，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我们必须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看到当前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方面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文件已经很多，但是反腐败战略理论研究却比较薄弱，我们应当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为反腐建廉作出新贡献。

自1989年发生全国性的“反腐败、反官倒”的政治风波以来，我们深感腐败与反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直观察、思考和探索人类历史上政治腐败与反腐败的实践活动的现象、本质和规律，不断总结和概括历史经验和教训，终于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能够有效根治政治腐败的一条新路经，初步提出了当代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新战略构想 [11] 。这个新战略的要点是：第一，“反腐倡廉”应发展为“反腐建廉”新战略观念。反腐败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反腐倡廉”口号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因为它对号召动员全国人民起来一起反对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反腐倡廉”口号就不能适应和平建设时期反腐败斗争实践的需要了，因为它不合时宜，因为“反腐倡廉”口号中的 “倡”之一词的含义是指倡议、倡导、提倡，只具有号召、宣传的作用，不是强制性制度规范，对党政干部的政治行为没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因而不能把廉政落到实处。“反腐建廉”强调的重点是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这是一个符合建设时代要求的新口号，能够把根治腐败、实现廉政真正有效的落到实处。第二，贯彻“公民有序民主”这一根本原则。我们发现政治腐败与无民主具有同一性，无民主的社会必然腐败，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腐败就是铁证。有限民主的社会只能有限制约腐败，不可能根治腐败，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的政治腐败就是证明。无序大民主虽可给政治腐败以沉重打击，但是斩草未除根，又会把政治腐败掩盖起来，遇到适当的时机，政治腐败又会重新复活，而且会愈演愈烈，毛泽东晚年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无序民主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只有公民有序民主才能根治腐败，因为公民有序民主就是指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自由、平等、有序地参加公共事务的决策、治理和监督的制度规范的政治行为；它以全国全体公民的民主为内含，以法制秩序为公民民主实现的政治形式和法制保障；没有公民民主内含的秩序是专制的社会形式，没有法制秩序的民主又是无法实现的民主；只有公民有序民主不仅会形成全体公民对执掌公共权力者及其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而且是全体公民对公共事务负责参加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的行为；所以，公民有序民主和清廉政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只有落实公民有序民主建设，才能充分调动全中国每个公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根治政治腐败实现廉政，也才能保障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力、有序、和谐、稳定。第三，构建公民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新战略体系。公共权力腐败问题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却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彻底根治公共权力腐败，就得把公民有序民主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建设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构建公民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新战略体系。为此，就得以公民有序民主的思想道德建设为先导，使官员思想上不想腐败；就得发动人民群众以大力发展经济为基础，使官民丰衣足食生活幸福，官员就有可能不必腐败；就得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运用法律武器严惩腐败分子，使官员不敢腐败；最重要的是全方位地推进公民有序民主制度建设，依靠制度规范、强制和监督官员行为，使官员不能腐败。因为制度是关系全局的根本的稳定的长期的强制性的不以任何个人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公共行为的规则和程序，因而科学的民主的制度体系是治理官员腐败实现政治廉洁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障。当然，制度设计必须简单易行，便于公民和党政干部有序民主的政治活动的开展；而不应当搞复杂繁琐的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限制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为此，就得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和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建设公民有序民主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法律体制和共产党领导体制。特别应当大力推进当前中国三大民主制度建设，即共产党自内而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序民主的领导制度建设、人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序民主的公共权力责任制度建设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公民权利监督制度建设。我们相信，若能全面贯彻落实公民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新战略体系构想，全方位深入地开展公民有序民主式反腐建廉活动，必定会开创出西部开发中治理公共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会为开创全国反腐建廉新局面提供新鲜经验。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28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314页

[3]尉建行，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月4日

[4]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6年3月13日

[5]贾春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6年3月11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6]《西安晚报》，2007年1月26日

[7]金强，《反腐镜鉴录——60个贪官的真实案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

[8]《西安晚报》2006年1月20日

[9]安立仁，《腐败的机制分析及反腐防腐措施探讨》，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0]人民网，2005年5月24日时政综合报道

[11]周树志主编，《有序民主论：当代反腐建廉新战略构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